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构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对策

内容摘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四大湾区中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湾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诸多优势,其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产业技术集聚程度较高、整体创新能力突出。但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发展时间较短,也存在跨区域数字营商环境不完善、数字创新要素供给不充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不明显、数字化价值探索不清晰等显著问题。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营商环境改善必须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不断推进数字化要素有效流动,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创新合作环境,实现数字化产业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庞大

截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93万亿元,占全国的12.7%,同比增长14.6%,远高于同期全国各省平均增长率8.9%。同时,从GDP规模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达到10.8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0.37%。从2016-2019年的增长情况来看(见图1),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逐步提升,从36.58%上升至45.37%,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6%。我国香港在数字经济时代,正逐步成为辐射东南亚及全球的数据枢纽中心;澳门在打造中-葡-拉丁金融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经贸会展平台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珠三角地区通过与港澳的加速融合,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中心,尤其能够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较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其开放、活跃、创新和多元的突出优势正推动大湾区的经济发展(钟韵、胡晓华,2017)。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构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对策插图

(二)产业技术集聚程度较高

产业和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养料,更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珠三角沿海地区自1986年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就逐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目前正逐渐成为全面开放的示范平台。从集装箱外贸航线周班次数量来看,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分别为310班/周、109班/周、245班/周和74班/周,频繁的物流转运要求各城市港口部门提供完备的技术支持,侧面反映出粤港澳地区数字港口实力的强劲。从图2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拥有20家世界500强企业,占全国15.5%;拥有86家全国500强企业,占全国17.2%,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5G)的迅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企业集聚的特点,引领着数字经济、智慧社区等新兴模式的快速发展。基于《2020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的数据,截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经济增加值达到GDP的31.6%,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构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对策插图1

(三)整体创新能力突出

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也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深入探索技术、资本、信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新型流动模式,推动粤港澳地区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融合(毛艳华,2018)。广东省科技厅的数据显示,2019年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分别达到24.85万件和2.53万件,其中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申请量的48.67%。从世界银行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来看,中国香港在世界营商环境排名榜上位居第三,其市场监管、税制、经济管理和互联网监管等措施十分完备,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管理措施广受认可。同时,粤港澳大湾区5.5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7116万人口,是世界四大湾区中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湾区,根据Johanson和Vahlne(1977)提出的渐进型创新(Uppsala)理论,大量的单体创新能够促成质变的大创新,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充分的人口基础能够为渐进型创新提供完美的环境,这也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后发优势。由表1可见,由于粤港澳大湾区起步较晚,尽管在第三产业比重和证券交易所市值上落后于其他三大湾区,但在发明专利数量上牢牢位居第一,创新正逐步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弯道超车”,通过“数字湾区”的打造逐步改善发展的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构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对策插图2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一)跨区域数字营商环境不完善

田秋生(2019)指出,尽管粤港澳大湾区从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均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问题依然突出,核心原因就在于广东、香港、澳门三个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合作机制缺失,制度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为特殊的城市群合作区域,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各个城市受限于管辖权和职能差异问题,只能在当地进行数字经济发展,大湾区缺乏相互联动的机制和平台,最为关键的信息要素难以流通。张宗法和陈雪(2019)认为,从各个城市的数字政务实践来看,条块分割、烟囱林立、各自为政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导致各个城市成为“信息孤岛”。从图3可见,珠三角城市群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高的为深圳,达到87.6,而最低的肇庆仅为18.4,差额幅度为78.99%,这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然出现明显鸿沟。从城市群的数字产业、数字政务和数字民生等多个指标来看,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城市位居前列,其他城市的差距明显。不同城市的数字经济实践和发展情况的现实差异,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数字营商水平被显著拉低。同时,大湾区在政策扶持、金融支持以及产业引导方面依然需要整合,目前的政策合力和效力都无法推动数字营商环境的平衡及优化。

(二)数字创新要素供给不充分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优秀的创新要素储备和数字要素基础,但从供给侧来看,大湾区依然存在要素供给不均衡、不充分,且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现实特点。其一,缺乏前沿的数字技术供给。广东是全国最大的芯片应用市场,但其芯片自给率仅为14%左右,芯片被称为现代社会的“马蹄铁”;单片机、射频器、计算机、传感器等硬件设备,均离不开芯片的运算支持,我国仅模拟芯片能够实现较高自给化,而高性能运算芯片CPU/GPU/FPGA以及高性能模拟芯片领域目前的国产芯片占有率仍几乎为0,“缺芯少核”亟待突破。其二,数字制造能力与数字研发能力严重不匹配,我国是世界电子制造大国,几乎囊括了世界电子制造90%以上的产能,这些产能的80%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仅东莞一个城市的智能手机产出量就占全球的20%,但这些产品的关键技术依然源自于国外,高端存储设备、CMOS感光设备、图象处理设备大多从日、美、韩等地进口;通用装备和专用设备等“工作母机”技术薄弱,光刻机、伺服电机、驱动器、减速器90%以上依赖进口。更为严峻的是,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粤港澳地区间的联合所解决,中国香港近年来数字化竞争力下滑明显,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调查,中国香港的全球数字化竞争力从2008年的全球第7位下降至2019年的17位,核心原因在于中国香港缺乏具备影响力的科创企业和通信企业,且在教育和科研的公共开支上日益下降。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不明显

数字化时代,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而大量具备竞争力的数字化企业也能够创造优质的数字营商环境,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依然不强,不同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其一,企业转型方向受限于规模,大湾区的龙头企业加快数字化布局抢占先机,其数字化水平和集成度均稳步提升。相比之下,大湾区的中小型企业受到转型不确定影响,不愿意或不敢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型,致使大湾区内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明显的“马太效应”,市场上的中小企业发展活力欠缺,整体市场环境趋于僵化。其二,市场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供需不均衡问题十分突出。与数字化技术连接紧密的服务商、平台商和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市场环境对数字化需求较高,使得这几类企业勇于投入数字化转型,路线清晰,规划明确。而大型传统企业固守其传统渠道模式,依然能够获取稳定的利益收入,因此认为数字化转型投入较低、预期收效并不明晰且缺乏示范案例借鉴,很难进行数字化转型,也导致了供需侧出现“半边热半边冷”的现象,市场整体数字化转型积极性明显不一致。其三,产业链中不同节点的企业转型意愿不一致。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供应企业往往以中小企业为主,生产模式相对传统,经济实体数字化程度偏低,与下游分发商联系紧密,对数字化转型意愿并不强。而直面消费者的供给侧企业更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体验,因此产业链上下游存在明显的协同问题。

(四)数字化价值探索不清晰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呈现高于传统经济的效益,才能通过边际收益的提升带动数字营商环境的建立。但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情况来看,依然存在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泾渭分明”的现象,由于两类企业之间的数字化能力存在天然差异,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并不一致,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数字营商环境。其一,大湾区缺乏综合型数字平台。由于大湾区内部存在市场、城市和企业的诸多差异,整合不同主体形成发展合力、整合创新资源提高竞争力、整合市场差异塑造营商环境成为必经之路,但目前仍缺乏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其二,数字化价值探索方面进展缓慢。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烟囱”“数据孤岛”现象导致了企业之间彼此割裂,无法形成信息集合下的“规模效应”(杨建军,2020)。其三,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比较优势难以整合。深圳坐拥腾讯、华为、比亚迪等数字企业巨头,在数字经济价值转化上具备优势,但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缺乏对前瞻性科研项目的持续投入;广州具备丰富的科研资源,但缺乏大型龙头数字化企业,科研成果难以变现;中国香港具备全球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但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前瞻性项目投入巨大,无法保持稳定性;其他城市相较于以上城市科研及产业实力相差巨大,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如表2所示,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最大的面积和人口,但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远低于其他湾区,这证明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亟需打造优质的数字化营商环境,推动城市间产融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构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对策插图3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对策

 

(一)持续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数字营商环境的核心就是要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数字化时代信息的流畅运行。第一,加强对数据交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技术的投入,尤其是加强布局5G技术相关产业的建设,大量推进5G基站布设和智慧杆塔建设,推进区域内5G网络覆盖,统筹利用4G、5G、NB-IoT(窄带物联网)和光纤等接入技术,强化对互联网第六代协议(IPv6)下的产融结合应用,实现粤港澳网络全面扩容增速。第二,加强对数据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建设产业数据储存中心,推进边缘计算、超算等协同单元建设,持续加强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大数据中心的建设,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研载体的承载力。第三,加强不同城市间对接,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交流互补。依托于香港、深圳、广州等一批具备强基础设施的城市,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流动,弥补周边城市短板,结合不同城市间产业基础优势和科研资源优势,形成融合发展下的合力,联合打造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数字产业链集群,形成多个前沿产业的有效突破,重点关注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智能机器人产业、量子通信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

(二)不断推进数字化要素有效流动

数字化发展背景下,充分的要素流动,尤其是信息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体现优质数字营商环境的核心所在,这也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跨境要素流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一,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发展实现要素流动管理,精简行政审批和人工干预措施,提高效率。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物联网技术已经在口岸通关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有助于政府进行批量化管理,实现数字信息记录共享。第二,要尊重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四个城市的核心引擎作用,在这些关键节点搭建数字要素流动平台,帮助粤港澳地区实现更好的要素流通。例如,可以借助如图4所示的交通联系热力图,以广州对接澳门,以深圳对接香港,再根据珠三角两大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制定规划。第三,积极探索大湾区总体发展制度,加强对知识、数字产权的重视,保障创新要素价值不被侵犯。在充分尊重我国香港和澳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设定多方认可的数字资源交易制度,培育统一开放、发展有序的要素交易市场。

(三)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创新合作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点在于人才、资本、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和整合,这就要求分别对人才环境、资本环境、信息环境和技术环境进行优化改善,培育整体营商环境“风清气正”。第一,粤港澳大湾区要优化生活和工作环境,为海内外数字化高端人才引进提供便利,增强数字化人才的归属感。由于粤港澳大湾区面积较大,拥有其他三大湾区无法企及的发展空间,可以推动区域内交通建设,保障人才在湾区内的有效流动,降低相关人才的购房置业成本,增强吸引力。第二,要优化新业态培育的体制机制,例如加强对企业股权和知识产权的转换设置,鼓励创新成果的孵化、研制,让创新有所保障,为技术资源的引进提供有利条件。第三,要进一步推动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进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运用港澳两地的资金优势,让更多优质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化建设之中,促进各方优势互补,推动港澳两地的高水平科研力量融入珠三角地区,提高科技创新的高度。第四,要进一步加强科研交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院所之间的创新互动,建立校企、院企联合创新的资源平台,推动粤港澳地区高校之间进行联合技术攻关。

(四)实施数字化产业协同规划发展

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问题,必须直面区域内企业发展差异,尽可能协同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让数字化发展深入区域企业战略之中,形成发展合力。第一,要打造创新型产业体系。要克服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发展同质化、竞争化、内卷化现象,通过政府激励、政策支持和资金导向等手段,推动企业转型。由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依然偏重于制造业,因此要利用广州、深圳等地的科研企业,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珠海、佛山、东莞、江门、中山、肇庆的制造业基础,形成企业结构的高低搭配,推进制造业现代化,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打造区域内的创新产业体系。第二,持续改善粤港澳大湾区政府的数字服务水平,推进“放管服”智能改革。产业协同发展的根基在于政府引领,必须通过政府的数字化革新改变原有的营商状况,要加强对政府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充分利用资源价值,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数据保护机制,尤其是对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的重点数据,减少流动频率、次数及交换规模,提高政府公信力。还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数字监管能力,以数字化技术对抗数字化犯罪,降低数字化带来的发展风险。

作为我国的数字经济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渐成为驱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引擎。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营商环境亟待改善,其核心原因在于两大方面。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虽然集聚了大量制造类企业,但出现了明显的“大而不强”的特点,市场分割严重,数字化规划不足;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数字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十分严重,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万亿,但大部分城市仍不足千亿,不平衡与不一致牵制着湾区的整体数字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进入价值共创和生态重构阶段,不同企业间的数字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在共同合作原则下实现经济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重视各个城市产业数字化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坚持各方利益共享,实现不同区域间的相互支持和结合。政府要始终坚持对数字化发展的引领,持续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要素有序流动、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实现产业协同规划,进而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营商环境。

编辑: 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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