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定调共同富裕: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两个多月后,中央再度开会研究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中央定调共同富裕: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插图

拥有千年历史的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义皋古村,位于太湖南岸,2016年以该村为主要节点的太湖溇港水利灌溉工程申遗成功,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近年来,该村依托溇港文化,加强古村落传统文化建设,保护性开发改造,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提升。图为游客在义皋村游玩。中新社发 许少峰摄

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7倍缩小至1.96倍,未来五年,浙江将率先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率先走出促进浙江全省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浙江率先“升格”。

为什么现阶段高度重视共同富裕?

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的团队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缓和,但财富差距明显拉大。结构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力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积极揽才,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任泽平告诉记者,重视公平、分好蛋糕有助于双循环、扩大内需,促进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无差别地体现在结果上“均贫富”。

“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共同”,即共同的机会、共同的空间。

会议指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撰文认为,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底色,共同富裕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可持续性,经济总量增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大势?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任泽平说。

缩小区域差距

“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谈到收入差距,在学界有一个共识,即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显著体现在地区间和城乡间。

“十四五”期间,国家要求“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下好区域协调这盘棋实属不易。眼下,东西部差距依旧存在,南北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南北差距问题近年来逐渐凸显出来,既反映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变化,又展露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挑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对南北发展的评价不能简单或单纯看GDP的增长状况,还要看对过去突出矛盾的化解、看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平衡、看发展质量的改善、看新生矛盾的显露态势以及看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等。

本次高层会议强调,“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范恒山特别指出,在实操过程中,要把握“双强”并重:“‘双强’就是要做强新老基础设施。北方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多薄弱环节,在这方面的建设原则应当是‘该建什么就建什么’。新型基础设施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基础支撑,这方面一旦落后了,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陷入被动局面。北方要千方百计走在前面,在这方面的建设原则应当是‘能搞多快就搞多快’。”

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任泽平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低保、惠农、社保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出台,城乡差距逐渐收窄、城镇内部差距小于农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万元,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38万元。以此计算,2020年,城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56倍,倍数比上年缩小0.08。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近5.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36.11%。

分析人士认为,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主体是农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也是农民。

会议提出,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分析,“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句定调的话,意味着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人们致富仍然主要靠劳动和生产,而非保障和分配。

“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孟立联认为,一方面,要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同时加快已进城的农村人口享有平等权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乡村建设制度的重建,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在保证承包地几十年不变的同时要注入更多的市场化产业化因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已进城农村人口宅基地市场化改革,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缩小收入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高层会议中,中等收入群体颇具“存在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少人?去年9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

据中为咨询数据,以年均可支配收入1.2万到2万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估算,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超3亿人。

由此可见,无论哪种统计口径,都说明了我国中产占比不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以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蔡昉提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总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并且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未来15年内,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突破8亿人。

如何“扩中”? 会议指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会议召开后,部分企业当即积极响应。腾讯方面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并深入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助力。

“目前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已经被写进宪法,这决定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会通过‘削平’先富起来群体的财富来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通过‘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通过补齐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短板’,在增加社会总体财富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框架内实现共同富裕。”郁建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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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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